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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交叉案件事实和性质认定的不同规则
来源:www.sxrunfeng.com 发布时间:2022年03月01日

司法现实中存在一些本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案件却被刑事追究的情形,特别是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是由民事法律行为形成并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更会产生属于民事财产关系还是构成刑事犯罪的争议;刑事责任的承担之外还涉及到被害人的财产利益实现和犯罪人的财产权利保护,以及相应的诉讼程序和财产执行问题。因此,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什么情况下才能被纳入和不被纳入刑事犯罪构成之中,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为此,本文从民事和刑事融合思维的角度对刑事犯罪构成和民事财产关系认定的思路、方法和规则等民刑交叉问题进行研究。



一、民事与刑事认定案件侧重的事实属性不同

对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案件,案件事实从民事上和刑事上进行属性判断,其各自侧重大不相同,依据不同的事实认定得出的案件性质差别极大。二者比较而言,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侧重的是法律事实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而刑事案件侧重于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事实。


(一)民事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在民刑交叉领域,民事案件主要发生在物权和债权纠纷领域,这一领域也容易产生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区分和识别问题。

1、关于物权: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民事上对于不动产物权以登记记载作为确定权利人的根据,对于动产以持有的状态确定权利人。如果权利受到侵犯而寻求救济,主张权利一方需证明对于财产享有物权,这一证明是其主张获得支持的根据,至于这一权利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民事诉讼并不关注,除非存在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时才会关注物权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事实,而这一法律事实的查明和认定通常超出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如果属于不动产权属确认需由行政机关和行政诉讼的确权,动产物权的来源则需要公安机关的查明,查明认定之后的物权关系作为再行民事诉讼的根据。

由此可见,涉及民事物权关系的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侧重的是所有权关系,刑事侧重的是这一所有权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事实,特别是法律事实中的行为;当然作为民事所有权关系本身也属于犯罪事实的构成要素。

2、关于债权:债权是因合同关系、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对于债权的民事争议,主张权利的一方也必须证明与他人之间形成的这一关系,或是合同、或是侵权、或是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但社会生活现实中,主要是互有权利义务的双务合同关系。通过双方合意记载的合同条款显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约定,是处理合同纠纷的最主要依据。以合同关系为主的债权纠纷的诉讼,同样注重的是合同记载的权利义务这一法律关系,而对于为何签订、如何签订的行为事实中的情况并不关注。但在刑事案件中,事实认定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这一合同关系是通过行为人的哪些具体行为而设立的,设立形成的关系本身只是设立行为的客观呈现,不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价值。


(二)刑事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所侧重的则是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事实,主要是法律事实中的存在犯罪主体人意志支配下的法律行为。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是法律行为形成的权利义务外观表现,不是刑法犯罪构成的行为本身,通常只能起到证明行为结果的作用;尽管结果也是有些犯罪构成的要素,但如果缺少符合该罪犯罪构成的行为方式、手段、过程等因素,是难以满足犯罪构成的。而刑事诉讼关注的是作为形成这一民事法律关系原因的法律行为,对于法律关系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对于法律行为的关注。二者相比而言,民事侧重行为形成的关系、刑事侧重关系形成的行为;民事侧重事物的结果、刑事侧重事物的原因;民事侧重形式上的权利义务表现性,刑事侧重实质上的权利义务来源性。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所谓关注和侧重并不排除行为对于民事、关系对于刑事的法律意义。


(三)对于分析民刑交叉案件的意义

这一侧重对象的差异,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许多实质上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件被刑事追究都是没有把行为和关系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和性质在民事和刑事领域的作用弄清楚,注重这一不同的认定规则,一些以法律关系为依据的侵犯财产行为可以从犯罪中排除出去。如乙欠甲借款经多次催要不换,甲偶然一天发现乙骑用的摩托车停在自家不远处,即推摩托车进家被乙发现拦截,甲将乙打伤在地并推车回家。如果乙对甲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就会从法律关系上确认甲的行为侵犯乙的财产所有权,乙的主张成立,至于乙对甲的借款关系则属于其他的法律关系而需另行诉讼。如果乙以抢劫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刑事诉讼并不否认乙对于摩托车的所有关系,但对于侵权关系据以形成的一系列法律事实需要查明,包括采取伤害人身、强行推车的客观手段以及为追索欠款、实现合法债权的主观的目的等。行为事实中追索欠款以实现自己合法债权的意图可以排除侵犯财产犯罪构成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由此即可得出不符合抢劫犯罪构成的结论;如果手段行为构成伤害犯罪则另当别论。如果从刑事上只是侧重于所有权关系,不重视侵犯变更这一所有权关系形成的原因,就会导致对于事实性质认定错误。对于这一情形,《唐律疏议》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1]这一立法也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强牵财物价值在债权债务范围内的不以犯罪论,超过部分不返还的才以坐赃论,并非以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抢劫罪的强盗论。可见,民事诉讼以法律关系为依据,刑事诉讼以事实行为为依据,如果刑事诉讼以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为依据而不注重法律事实中可以排除犯罪构成要素的话,摩托车是乙的,甲以暴力手段取得财物则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

还有一实践中的案例,甲是一公司职员,乙偿还给自己的欠款根据甲的指示汇入了所在公司账户,之后被其直接从公司账户转到了丙的账户以偿还自己的个人欠款,法定代表人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责任。从民事法律关系说,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归属这一所有权关系非常清楚,公司的资金被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是符合职务侵占犯罪构成的,但刑事诉讼需要查明的不仅是资金存在于公司账户的这一法律关系,更根本的则是这笔资金存在于公司账户形成的原因这一法律事实,而这一法律事实是乙借用公司账户处置自己资金的行为,根据这笔资金形成公司所有权关系形成的原因行为进行判断,甲的行为虽然违反公司财物管理制度,但却不具有占有公司资金的非法目的,实质上并不符合以占有取得为目的的职务侵占犯罪。


[1]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485、486页。



二、民事和刑事认定关系和行为的主体对象不同

无论是侵权关系还是债权关系,特别是在有合同关系存在的案件中,民事上认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而刑事上认定的犯罪行为的主体只是其中一方;民事双方主体对于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而犯罪行为的成立则取决于行为人单独一方,相对方的行为不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存在民刑交叉的情形,民事上关注的是双方主体之间的合意;刑事上关注的是行为人单方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行为,通常不把相对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纳入犯罪构成之中。


(一)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主体对象

民事案件之所以形成,是因当事人双方对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案件事实的认定的根据主要在于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入诉讼程序就必然存在原告和被告的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是权利义务主体且具有同时性和对应性。作为合同关系的案件,民事诉讼针对的是当事人双方合意而形成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主体范围自然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侵权关系中的争议主体也是侵害方和受害方的双方当事人,其他民事关系同样如此。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行为之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等重要性。


(二)刑事上认定案件事实的主体对象

刑事认定的行为主体只是一方行为人,并不包含被害人和其他的行为相关方,即便是被害人,也只有在对于犯罪对象具有特别要求的情形之下才具有犯罪构成的意义,如强奸罪,虐待、遗弃等;但因涉及财产关系而形成民刑交叉的刑事犯罪中,犯罪行为的相对一方虽然也是诉讼当事人,但通常不具有犯罪构成的意义;有的犯罪案件虽然存在合同关系的诸多相对人,但并非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因此,刑事诉讼认定案件事实的主体对象只限于犯罪行为人一方,能够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只能是可归结于犯罪行为人自身的行为,不包括相对人的行为;相对人的行为只是犯罪事实中的其他因素,如犯罪对象、行为情节、犯罪结果等。


(三)对于判断民刑交叉案件的意义

这一区分的法律意义在于:当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行为符合犯罪构时,相对一方的主体行为不能纳入犯罪主体的行为之中,而至多只能对犯罪构成或者刑罚适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诈骗犯罪中,一方的财物交付行为是否属于被对方诈骗,并不取决于交付一方是否认为取得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只要取得一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而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据此取得自愿交付的财物即符合诈骗犯罪构成。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只是针对吸收人的吸收人次和数额能否满足犯罪构成,并不以参与人存款的行为非法与否和存款人的主观认识为根据。对于合同诈骗案件,如果行为人自身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以交付一方签订履行合同的交付行为和事后认识为根据认定构成合同诈骗,也不能把相对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结果归结于行为人的犯罪构成行为。在非法放贷的非法经营犯罪中,借款人连刑事被害人都不是,况且因为都是单独谈判合作,借款人很难产生出借人行为违法的意识,但仍然不能排除出借人非法经营的犯罪构成,并且该谈判合作的内容被视为其中的犯罪事实的一部分。

实践中有这样一个具体案例:甲与乙互有经济往来,乙又根据双方约定的合伙经营交付甲一笔资金,后乙方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条件提出停止合伙并要求退还合伙资金被甲拒绝,乙认为甲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而甲有一定的证据证明乙对其欠有债务。这种情形之下,甲客观上存在代为保管和拒不返还的行为,但其主观上则是趁此实现自己的合法债权,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乙方向甲交付资金的行为和其认为的拒不返还,是甲为实现合法债权这一主观故意支配之下的拒不返还,而不是以乙的认识为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拒不返还,不符合侵占犯罪构成。这一案件的行为性质判断的根据只在于乙实现债权的合法目的和拒不返还的非法手段,其行为不具有目的非法和手段非法的同时性而不符合该罪构成。

由此可见,民事诉讼的审理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双方的,刑事犯罪构成的行为只能是归结于行为人自身一方的。如果忽略了这一规则,就会混淆犯罪主体与相对方的主观与客观要素的关系,导致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与相对一方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表现的错误搭配,违背犯罪构成必须符合行为人自身主客观相一致的这一基本规则。



三、民事和刑事认定事实的行为范围不同

民事和刑事不仅认定事实的主体对象不同,而且认定主体对象的行为范围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一差别对于案件事实和性质的认定同样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民事上认定的事实范围

民事针对的案件事实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特定法律关系,案件事实一方面同时包括当事人两方的行为在内,另一方面又只限于该双方当事人间这一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事实;民事评价的法律关系是单独的,行为对象是两方的,行为范围是确定的。刑事针对的案件事实不仅只限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而其一方的行为则又包括与所有相对方形成法律关系的全部行为;刑事评价的行为对象是一方的、行为范围是广泛的、行为构成是整体的。

民事案件无论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形成之诉,都是针对产生争议的该法律关系和该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行为,不涉及争议之外的他人行为;即便是同一主体与其他不同主体以同样的法律行为形成相同法律关系,也因相对主体的不同而被视为各个不同的诉讼,各个诉讼中的法律行为和关系互不影响;同一主体的各个法律行为与不同的、众多的相对方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也是如此。无论何种情形,民事争议中的法律行为范围都是确定的、明确的,有时还是单一的;对于争议进行裁判的法律约束也是局限的,对于同样的与其他相对人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二)刑事上认定事实的范围

刑事诉讼对于事实的认定是对行为人所实施的在追诉时效之内的所有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事能够成为犯罪构成事实的所有行为,包括针对众多相对主体对象的所有行为或者针对同一相对主体对象的所有行为,这些行为都会被视为一个整体行为得以刑事评价,且各个行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则又具有犯罪构成和刑罚适用的法律意义。

刑事评价的整体行为就行为人与诸多相对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在自然意义上和民事法的角度仍然是单独的,这样就难以避免在对行为进行一体评价时被纳入犯罪事实构成之中,而如被单独评价则并不具有犯罪属性,甚至不排除这一单独的行为关系是合法有效的,这时更容易导致案件属于民事争议还是刑事犯罪、哪些属于刑事犯罪而哪些民事争议的实体争议,以及相应的诉讼程序和财产执行上的民刑交叉。


(三)对于评价民刑交叉案件的意义

民事和刑事认定事实范围的区别体现出,刑法属于公法、具有对于法律权利予以整体保护和对于不同法律主体予以公平保护的属性;而民法则属于私法、只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而不考虑其他主体因素。这一基于不同法律功能的部门法划分,从形式上会出现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结果的矛盾和冲突,其民刑交叉的表现极为显著。

这一现象表现最为集中明显的是现实办理较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还有以后可能发生的以非法放贷行为构成的非法经营犯罪。作为吸收存款犯罪,吸收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会与众多集资人签订借款合同,形成外观上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不同出借人与同一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诉讼不排除大多会被认定为合法有效,当发现众多单一关系的整体借贷行为符合该罪犯罪构成时,没有进行民事诉讼的会被刑事诉讼纳入进来,已经做出民事判决的借贷合同也会被后来的刑事诉讼所涵盖。如此一来,作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民事争议,会因不同原告对于同一被告各个行为关系提起的诸多诉讼而形成多个不同的判决;而作为非法吸收存款的犯罪追究,只有针对刑事被告一人但却包括与许多相对人发生的所有行为的一个判决。这一刑事和民事认定行为范围的不同,导致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关系如何处理、涉及判决财产如何执行的民刑交叉问题。



四、民事和刑事中的行为和关系类型的意义不同

(一)形成法律关系的事实分类

引起法律关系的事实包括侵权行为、合同关系、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些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被分别成为侵权之债、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这些形式上的法律关系如果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于关系据以形成的原因行为进行实质考察而得出符合犯罪构成的结论时就属于犯罪行为,适用刑事犯罪法进行追究;如果不符合犯罪构成则属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进行处理。


(二)形成法律关系的主要事实

1、首先表现为双无合同:依据合同、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行为和关系,形成民刑交叉关系的主要是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双务合同。一是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形成的基本方式,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纽带,合同关系的存在是日常的、合同争议纠纷是大量的,与合同有关的犯罪是多发的,这是合同关系形成民刑交叉的社会现实基础。二是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形式上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特别是依约履行的合同通常不会被首先从刑事犯罪的角度予以考虑,这种情形容易形成合同正常履行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的分歧,这是合同关系形成民刑交叉的表现特征。三是对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不适当不全面履行合同的情形,是民事违约行为还是财产占有取得的刑事犯罪行为不易明确;哪一部分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哪一部分属于刑事犯罪行为不易确定;还有与不同债权人之间的同类合同哪些属于合同正常履行或违约行为、哪些属于刑事犯罪更是难以区分,这是合同关系形成民刑交叉的法律根据。因此,引起民刑交叉现象的主要事实是合同行为关系。

2、其次表现为侵权行为:在民刑交叉的意义上,民事侵权主要表现为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和侵害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相比于合同而言:一是侵权无论从民事上还是从刑事上都可以首先肯定是违法行为,虽其发生存在的数量和程度不及合同,只是在重合关系的民刑交叉案件中更为明显;二是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行为结构和构成要素存在相同的情况,有的只是量和程度上存在差别,容易区分认定,通常就同一法律行为来讲并不存在民刑交叉现象,不及合同关系中的民刑交叉现象识别判断困难;三是侵权行为的客观表现往往与犯罪构成的客观手段存在一致性,而侵犯财产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构成还要同时具备相应的认识、目的等主观要件,一些不具备目主观要素的客观侵权行为会从犯罪构成中排除出去。相比之下,侵权行为中的民刑交叉问题不及合同。

3、最后是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种行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不多,与犯罪构成关联不太。但在个别情形之下也会存在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侵犯财产犯罪的判断,从而形成民刑交叉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可能会被作为侵占犯罪的前提,但同时更需要避免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中的财物不予返还作为侵占犯罪进行追究。


(三)对于认定民刑交叉案件的意义

这一类型划分对于民刑交叉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是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合同关系表现为经过邀约与承诺过程的协商信任关系,以合同形式实施的犯罪足以排除秘密性和暴力性,不能构成盗窃、抢劫犯罪;容易构成的是财物取得的诈骗犯罪;可以构成的是背信类型的犯罪或者以背信为前提的消极占有犯罪。如唐朝对于违反契约规定的债务人规定为“违契不偿”犯罪,《唐律疏议》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各令备偿”,“违契不偿”的犯罪就是属于背信犯罪,处罚较轻,并不以其他积极的财产取得犯罪论。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是对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的不予返还,也是对于违背委托信任行为的刑法规制。二是侵权行为能够形成侵权之债,但对于侵

权之债的不履行与形成这一债的关系的侵权行为本身不是同一范畴。在民事上,根据债的不履行这一事实即可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在刑事上,侵权行为属于犯罪构成行为要素,但在满足犯罪构成之后的不履行行为虽仍具有犯罪动机证明、赃款赃物去向、非法所得追缴等刑事法律意义,但这一不履行之后财物处置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具有另行构成他罪的价值,如对于盗窃、诈骗等犯罪所得财物的使用、销售、毁灭不再构成隐瞒掩饰犯罪所得或者损坏公私财物等罪。


某一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形成的法律事实是否属构成犯罪,需要以据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进行判断,要么是民事纠纷、要么是刑事犯罪,这一情形属于重合关系的民刑交叉;如果某一确定行为人与诸多不同相对人形成法律关系,据以形成法律关系的行为有的符合犯罪构成得情况下,会形成并存关系的民刑交叉。在这种民刑交叉关系中,法律事实是基础、法律事实中的行为是主要因素;法律关系是形式表现。即便从外观呈现上都是相同的法律关系,由于民事和刑事对于案件事实和性质认定规则的不同,也会存在行为和关系性质的不同。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双方的、法律事实中的行为也是双方的,民事上的法律事实是单一的,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是共同的、客观的;而在刑事上,法律事实并非仅限于与某一特定的相对人发生这一关系,包括所有与相对人之间的类似行为,并对多个法律行为一体评价;行为之中除了客观方面还包括过错、目的、动机等主观因素,被纳入犯罪的法律事实行为必须以主客观相一致的标准符合犯罪构成。刑事和民事认定案件事实和性质判断认定的不同规则和思路,对于正确区分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特别是把本属于民事争议的问题从刑事犯罪案件之中予以排除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孙向阳

来源:刑民交叉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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