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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刑鼎——一场话语争夺战
来源:www.sxrunfeng.com 发布时间:2022年02月24日
公元前536年,郑国正卿子产将自己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形成的诸项改革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铸刻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郑国人民查看律令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晋国执政叔向得知此事后,写信痛斥子产,认为“昔先王议事以致,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大意就是以前处理政事都依靠君主的命令,法随言出,这样才能防止百姓知道法律内容后生出异心,犯上作乱,百姓知道法律内容就不再会对统治者心存敬畏,都会通过钻法律的空子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果侥幸成功,那么国家就很难治理。

子产铸刑鼎23年后,晋国大夫赵鞅将晋国范宣子制定的律令也刻在鼎上,向外予以公布。孔子知道后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段话的意思和叔向差不多,也是说百姓如果知道法律内容,便不再会崇拜贵族阶层,就会破坏贵贱有序的社会等级和礼法纲常,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在子产、赵鞅之前,我国从未向人民公布过法律内容,象征王权的律令都是刻之于简、藏之于府、掌之于官、秘不示人,言出法随,君主说的话就是法律,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生杀予夺全在掌权者的喜怒。在当时,郑国和晋国公布法律内容的活动,对启蒙民智、推进社会变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首开我国法治建设先河,也为后世李悝、商鞅实施变法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但是随着子产、赵鞅将本国的法律刻在青铜鼎上,向外予以公布,不但引起叔向等统治阶层不满,连孔子也表示反对。不难理解,以复兴礼治为己任的孔子一直反对重法主义,反对统治者用法律来戕害人民,认为治理国家应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提倡用道德来感化人,用礼法来约束人。问题是孔子和叔向在反对铸刑鼎时为什么都以担心民众知晓法律内容为理由。需知春秋时期尚处奴隶社会,学在官府,惟官有学,只有统治阶级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平民和奴隶都是文盲,不要说只是单纯的公布法律,就是将法律讲给人们,能够理解的人也是少之又少,怎么就会引起国家混乱呢。孔子和叔向的理由显然很牵强。


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国家兼并,人口、土地、财富等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几个主要诸侯国中,小国只能依靠大国,委曲求全。郑国位于河南腹心,四战之地,又夹在晋楚之间,归附晋国则楚国兴师,投靠楚国则晋国问罪,每年都给两国缴纳大量赋税,于两强间疲于奔命。幸亏郑国大夫子展利用晋楚之间的矛盾,举郑国为筹码,穿梭于晋楚之间,利用晋国折腾楚国,策划三驾之役消耗楚国,使楚国无力北上,然后再宾服晋国,方才为郑国迎来了二十几年的战略机遇期。正是在这一时刻,子产担任郑国正卿。子产上任后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改革田制和赋役制度,保护工商业,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使得郑国一跃成为中等强国。子产通过铸刑书的方式,将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政令予以公布,既巩固改革措施,维护改革成果,又打破权力垄断,为地主阶级表达意志争取到发言权。

与此同时,晋国国政由范氏、中行氏、智氏、韩、赵、魏六卿把持,公室衰微,政出多门。六卿之间范氏、中行氏为一方,智氏、韩、赵、魏为另一方,两个阵营之间相互倾轧,激烈兼并,都在拼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渴望自己获取的利益能得到官方承认。虽然这个时候的晋国国君已经成了摆设,但还是国家象征,豪门大族抢来的利益仍需得到国君的认可,才会变的正当合法,变得名正言顺。范氏首领士鞅为了自己说了算,便指使赵氏首领赵鞅收集民间铁器铸成大鼎,将范宣子(士鞅之父)制定的律令刻在鼎上,要求大家都按鼎上的律令办事。士鞅通过这种方式既让自己获得立法权,以后自己也可以定义什么叫正义,又将赵鞅拉拢到自己的队伍中,状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孔子正是看到子产和赵鞅铸刑鼎的不同初衷,才盛赞子产为古之遗爱,贬斥晋国铸刑鼎是亡国征兆。叔向也是因为看到晋国国政由六卿把持,国君有名无实,如果再出现卿大夫公然制定律令的现象,那么晋国国君就会彻底丧失话语权,连象征价值都将不复存在,因此才痛斥子产。


果然,晋铸刑鼎之后58年,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攻灭智氏,瓜分智氏和晋国剩余土地,“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灭亡,历史也由“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跨入攻伐更为残酷,兼并更为激烈的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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